记得我八岁那年，前头屋的麦秸不见了。那张席也卷起来，立在墙角，再没铺开过。
就是那张席子，织满了我幼稚而又至今难忘的童年。
爷爷清瘦，背有点弯，脸色白净，总笑呵呵的。他有喘病，天冷时嗓子里“嘶嘶”响。小时候听惯了，夜里听不见，我就心慌。
村里人说爷爷长着一双铁脚板。他年轻时上西山拉煤，来回几十里，光着脚。我从没见过爷爷穿鞋。有一回他睡着了，我偷偷摸他脚底的茧——硬硬的，跟树皮一样。又摸摸自己的脚底，软软的。我偷偷的挠他的脚心，把爷爷弄醒。
“这小鳖犊子！”
“爷爷，光脚走路疼不疼？”
“走惯了。”
“路上有鞋钉咋办？”
“留点神就能躲开。”
“要是不小心没瞅见呢？”
爷爷笑了：“这双脚皮实，不怕。”
“那真扎伤了可咋办？”
“找点干草灰敷上就没事了。”
农闲时，爷爷把干透的高粱秆分拣好，劈成细篾条，收拾整齐，坐到槐树下编席。我蹲在一旁看着。太阳从树叶缝里漏下来，风一吹，影子一晃一晃的。爷爷盘腿而坐，篾条在他手里来回翻飞，沙沙声响里，方方的格子一行一行多出来。我伸手去摸。“别动，扎手。”我缩回手，偷偷看他。爷爷笑了，捧起我的小手翻过来翻过去地看。
爷爷站起身，含一口水，鼓着腮帮子，“噗——”水雾喷在新席上，草香味散开了。
爷爷有一根旱烟袋，一尺多长，枣木烟杆，黄铜烟锅，通体锃亮。编完席他往小板凳上一坐，把烟袋拿过来，塞进碎烟叶，用大拇指按实，点上火，“滋滋”地抽。抽两口，弯下腰咳嗽，脸都红了。有时候咳起来没完，眉头就拧成了疙瘩。奶奶在屋里喊：“把你爷的烟袋锅收了！”声音又急又疼，像是骂，又像是求。爷爷不理不睬，我也站着不动。烟从他嘴里吐出来，绕在瘦削的脸旁边，半天散不掉。爷爷又吸一口，这才把烟袋往地上一磕。
“爷爷，你手里的篾子咋这么听话？”
“你好好跟它说话，它也好好听你的。”
“那你跟它说话了吗？”
“我说的时候，你没听着。”
“那你咋编得这么齐？”
“编多了，手就知道了。”
那时候我不懂。后来我才明白，手知道的事情，嘴说不出来。
每逢集市，爷爷就扛一捆席去卖。卖完了，给我买江米蛋儿、花花绿绿的糖块。到家看不到我，就满院子喊。我一路小跑回来，爷爷蹲下身，掏出一颗糖在我眼前晃。我一伸手，他就缩回去。我再够，他又举到头顶。够了两回够不着，嘴一咧，眼泪就下来了。他哈哈笑，把糖塞进我手心里：“别哭了，还有呢。”
小时候我整天跟在爷爷后头，像一条甩不掉的小尾巴。娘喊我回家睡觉，我磨磨蹭蹭。娘说：“去去去，给你爷暖脚去。”我跟爷爷一人睡一头，他总是让我睡在里边，他睡在外边。早上醒来，我的脚不是搭着爷爷的肚子，就是让他搂在怀里。
我家前头有两间土墙老屋，房顶苫的稻草，漏雨的地方就用塑料布搭上。靠东墙根铺一层麦秸，上面是他编的席，红红的、方方的，磨得跟镜子一样光。被子用蓝粗布卷着，搁在墙边。那是爷爷的地铺。白天，太阳把地铺晒得暖暖的，我就在席上翻跟头、翻小人书、玩石子。晚上疯够了，悄悄推开门，钻进爷爷的被窝。
早晨，一缕阳光从窗户缝斜着照进来。睁开眼，摸摸身边，没人——爷爷早下地干活去了。
夏天，微风吹过我家门口那棵老杨树，叶子白花花的，翻来又翻去。
天一擦黑，左邻右舍就端着洋瓷碗出来了，聚在树下。有坐着的，有蹲着的，有靠树上的，边吃边说，碗里的饭菜冒着热气。爷爷一手端碗，一手拎着卷好的席子，往树下走去。我光着脚，紧跟着他。爷爷找一块空地，把土坷垃扒到一边，铺上席。我跳上去，窝在他腿边，枕着他的腿，听大人们扯闲。
有人跟村口那个大伯闹着玩儿，说他年轻时被国民党抓了壮丁，偷了老百姓的鸡往枪杆上一挂，扛着就走。大伙哈哈大笑。又说他嘴里的豁牙，就是那年啃鸡骨头硌掉的。大伯笑着骂着。我趴在席上，拿眼睛瞪他。心想这大伯真坏，后来再碰见，都不想跟他说话。
听着听着就睡着了。有时半夜迷迷糊糊醒过来，四周静悄悄的，满天星星一闪一闪的。风吹得杨树叶子哗哗响，我心里有点害怕。听见爷爷的嘶嘶声，又安心睡去。可有一两回，醒来没听见——我吓得睁开眼，侧过头去看。爷爷还在，只是换了姿势，呼吸轻了。我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，直到那细细的嘶嘶声又钻进耳朵里，才闭上眼睛。
就是那年，那张席再没铺开过。爷爷那根旱烟袋，也让奶奶给扔了。
长大后，我就离开了老家。再回去时，前头屋的地方盖起了楼房。门口那棵老杨树也早已不见踪影。爷爷编的那种老式席，那些年家家户户都有，后来很少有人用了。
也是一个夏夜，天空挂着一轮圆月，星光一闪一闪的。我路过楼前的小广场，树影下的石凳上坐着一位老大爷，清瘦的面孔，脸上笑呵呵的。一个五六岁的孩子睡着了，头窝在他怀里，他的手搭在孩子背上，一下一下地拍着。
我愣愣地站在那里。恍惚间，我回到了老杨树下，爷爷缓缓铺开那张席，我躺在席上，枕着他的腿，沉沉睡去。
一阵微风吹来，祖孙俩不知何时离开，石凳上只剩下一片细碎的月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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