据网络报道，2026年10月15日，山东的石律师在一起盗窃案庭审中提交申请，要求出庭公诉人回避;却遭到检察院的投诉。
这是一起盗窃案庭审里发生的插曲。作为辩护人的石律师，在法庭上发现两个关键疑点：公诉方手里有三份讯问笔录，里面记载着当事人无罪、罪轻的辩解内容，却没有随案卷移交法院;当被告人当庭提出审讯存在诱供、涉嫌非法取证时，本该由公诉方证明取证程序合法，可公诉人反过来，要求被告人自己拿出证据，去证明遭到非法取证。
基于这，律师判断公诉人已经难以保持客观中立，继续参与案件审理，可能影响公正裁判，于是按照法律规定，向法庭提交了回避申请。走程序提申请，这本身就是法律给到辩护人的权利。
事情的走向，超出很多人的预期。回避申请提交十一天之后，检察院向律师执业地的司法局发去通报函，认定这名律师属于“恶意诽谤检察官、扰乱法庭正常进行”，要求司法局介入核查处理。
所谓“恶意诽谤、扰乱法庭”?那律师开庭中有否争吵、有否言语攻击等等情形，在检察院的通报函中也无从叙说。但律师在回避申请书中写下的这些办案疑点，回避申请能不能成立，法律本来就有明确处理路径。理由站不住脚，依法驳回就可以;三份笔录该不该移送、同步录音录像要不要出示、举证责任该由谁承担，这些争议，完全可以留在庭审中质证辩论，把道理说透。
可现在，一份正常的法律申请，直接变成了律师的执业风险。做刑事案子的人都清楚最基本的分工：公诉人代表国家追诉犯罪，但目标不只是定罪。法律要求公诉人必须守住客观公正立场，有罪证据、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，都要一并提交。被告人质疑取证非法的时候，证明取证合法的责任，就在公诉一方，不能把这个压力转嫁到被告人身上。
律师的本职，是维护当事人的辩护权。申请回避，本质就是对办案人员的中立性提出程序质疑，这套制度设计，本来就是用来防范偏私、守住案件公平的。这不是跟检察官个人作对，更谈不上诽谤。
可如今这样的处置方式，到底伤害了什么?
最先受影响的，是这个案子里当事人的权利。
辩护权是被告人最重要的保障。如果律师只要指出证据漏洞、递交回避申请，就要面临被投诉追责的风险，往后再碰到同类问题，律师难免会多一层顾虑。辩护一旦放不开、不敢深辩，案件里藏着的疑点就容易被掩盖，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，也就打了折扣。
其次被冲击的，是庭审控辩之间本来该有的平衡。
控方和辩方，不是赛场上面非要分出输赢的对手，大家的目标一致，都是查清事实、守住程序底线。公诉人负责举证指控，律师负责挑出疑点、提出抗辩，法官居中判断，这才是庭审该有的样子。当正常的程序异议，换来的不是法庭审理，而是跨部门的追责通报，相当于用公权力渠道压制辩护意见，久而久之，“不敢辩”就会慢慢成为一种顾虑，辩护也就容易流于形式。
更深一层，消耗的是大家对法律监督的信任。
检察院是法定的法律监督机关，既要监督侦查、监督审判，同样也需要监督自身的办案行为。本案律师提出的，恰恰就是公诉人有没有完整移送证据、举证责任有没有分配错误这类履职问题。面对这些质疑，优先要做的，是核查争议本身：笔录是否应当移送、录音录像是否需要提交、举证责任有没有倒置，把事实和法理讲清楚。
监督的意义，是一视同仁。监督不能只向外开展，面对针对自身办案行为的质疑，更应当先行核查争议本身，而不是直接将异议定性为恶意、启动追责，这也是本案最值得反思之处。
法律本就应当容纳不同意见，庭审公正，恰恰体现在允许辩护人把疑点摆到台面上。回避理由能不能成立，是一回事;律师有没有违规执业，是另外一回事，不能混为一谈。不能仅仅因为回避申请没有被采纳，就直接认定律师是恶意诽谤。
法治的底气，从来不是听不到不同声音，而是不同意见，都能在法定程序里得到公平对待。公诉人恪守客观义务、完整举证，律师能够安心发表辩护意见，所有争议交给法官居中裁决，监督机关敢于自我检视、有错即纠，这才是我们期待的司法生态。看得见的程序正义，才能让普通人真心相信法律。
素材来源：公众号《大话刑辩REAL》相关案件报道
编者按:本文基于公开报道材料展开法理讨论，案件相关事实以官方最终调查结论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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